【编者按】钱，正在变绿。这不是一个比喻。当一家中国民企在哈萨克斯坦的戈壁滩上架起风机，当一张债券同时连接三大洲的资本，当一辆事故车意外触发金融生态的蝴蝶效应——绿色金融早已悄然重塑了我们的日常世界。
只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本系列深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五大前沿领域，以真实案例解剖中国绿色金融的底层逻辑——那些“首单”“首笔”“首批”背后，藏着怎样的探索与突破？那些看似枯燥的金融结构，如何真实改变一片流域、一个行业、一家濒死的企业？
这些故事单独看，是金融创新的个案；放在一起看，是一套新的资本逻辑正在成型的信号。
“这是我们从国有大行贷到的第一笔钱。”在上海从事钢铁贸易生意十几年的李国东难掩兴奋。
“上海”“钢贸”，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十几年前影响深远的上海钢贸危机。
2012年前后，部分钢贸企业与仓储商联合起来，通过开虚假仓单、重复质押等方式，骗取银行贷款。钢贸商套取银行资金后，没有几个埋头只做钢材，大多撒向股票期货、房产和民间借贷。
钢贸行业的金融雪球越滚越大，在后续经济下行、钢材价格下跌的导火索下，钢贸信贷危机最终全面爆发。
这一信贷危机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银行对钢贸商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钢贸商很难再从风控严格的金融机构拿到贷款。
在钢贸危机发生十几年后，李国东第一次吃到了国有大行端上来的“螃蟹”。
2025年3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行”）上海市分行向李国东的上海北铭高强度钢材有限公司（下称“北铭”）发放了1000万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更令李国东兴奋的是，建行的这笔贷款利息，比他平时用的贷款利息便宜60个基点，这对于一年销售额三四亿元的北铭而言，成本骤降。
上海钢贸商如何从银行的“黑名单”逆袭成为座上宾？建行发放的这笔贷款是不是“铤而走险”？
信任危机
信任感崩塌源自当年部分钢贸商的疯狂之举。
钢贸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钢贸商向上游钢厂买货，需要一次性支付货款，当它分销时，下游的小工厂则是一点一点拿货，甚至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赊销，除此之外，还有仓库里的成品占用资金、相应的仓储费用等，这样的业务模式就注定钢贸商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进行周转，单靠自身的利润和自有资金几乎无法支撑整个市场的运作，因此银行融资成为钢贸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货物质押，是大宗商品贸易中常见的资金流转手段。
正常情况下，以1000万元的钢材为例，如果银行质押率为60%，那么，钢贸商可以从银行贷到600万元。
而在当年的疯狂模式下，钢贸商将钢材放在一个仓库里，开具仓储证明，向一家银行贷款，然后再将这批钢材运送到另一个仓库，再次开具仓储证明，就又可以向另外一家银行贷款。
这样一来，以价值1000万元的货物，在一家银行可以贷到600万元来计算，辗转3家仓库，就可以从银行贷到1800万元。
另外一些钢贸商，干脆联合存储仓库开具假证明，从银行贷款。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当年钢贸行业“一货多押”的乱象：以当时上海整个钢贸体量计算，正常贷款额度只有1300亿元至1400亿元，但实际发放的钢贸贷款却达到了2400亿元，足足多了千亿元。
2011年，钢材价格持续走低，至2011年四季度陷入低谷，钢贸危机开始真正浮出水面。
当抵质押的钢材价格跌到合同明确约定的平仓线时，银行要求钢贸企业进行平仓。
但是，从银行贷出来的资金未停留在钢贸行业本身，更多流向了当时疯涨的楼市甚至股市。
钢贸商拿不出现金平仓，银行就需要处置质押物。
这时，银行发现，数家银行信贷资金对应的是同一宗质押货品，甚至，有些信贷资金最终根本找不到可对应的质押货品。
至此，上海钢贸危机全面爆发。
2011年11月，原上海银监局两度发文，警示钢贸企业的贷款风险。长三角地区大部分银行对于钢贸企业贷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
即便时隔多年，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未真正消散，银行系统对钢贸企业的信任仍未修复。
把货看住
十几年前的“钢贸信贷危机”，最大的症结在于“货权”，就是银行能不能把货看住。
此外，虽然银行强调贸易的真实性，但是其在物流和实物控制环节能力仍较薄弱，不能站在供应链的角度采集和校验信息，贸易的真实性无法得到根本性的保障。
钢贸危机事件之后，金融机构陆续停止存货、仓单等动产融资业务，行业信用整体收缩。
但是，银行业不能自此“因噎废食”，钢贸企业也不能被“一竿子打死”。
随着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国家政策文件的指引，银行业在供应链金融中发展动产融资业务迎来新转机。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84号文《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是国务院首次就供应链创新发展出台指导性文件。84号文明确了六大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
84号文中具体提到三点，几乎完全敲打了此前钢贸信贷危机的“祸源”：加强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确保借贷资金基于真实交易；提高金融机构事中事后风险管理水平，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健全供应链金融担保、抵押、质押机制，防止重复质押和空单质押。
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八部委发布《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下称《意见》），为供应链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
《意见》首次明确了供应链金融的官方定义：供应链金融是指从供应链产业链整体出发，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在真实交易背景下，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提供系统性的金融解决方案，以快速响应产业链上企业的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业链各方价值。
《意见》首次提出供应链金融的信用体系和层次，包括三种类型，也是三个层次：核心企业“主体信用”、交易标的“物的信用”、交易信息产生的“数据信用”。
此时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不仅要“看得住货”、确保贸易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将核心企业的信用视作整条供应链的基石——一旦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出现违约，核心企业要进行兜底。
这给核心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信用保证压力。一旦核心企业不愿意提供付款承诺或信用背书，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还是难以获得融资。
对于钢贸商而言，这一融资模式更是难以推行下去。钢铁行业的核心企业是钢厂，大型的钢厂都是央国企。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严禁对集团外无股权关系企业担保。
至此，钢贸商此前稍见曙光的融资之路，又黯淡了下去。
信用“脱核”
必须摆脱对核心企业主体信用的依赖，供应链金融才能更顺畅地推行下去。
2023年11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特别提出，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支持供应链上民营中小微企业开展订单贷款、仓单质押贷款等业务，为核心企业“解绑”。
这是监管规范性文件层面，首次提出供应链“脱核”模式的概念。
也就是说，此前提出的供应链金融信用体系三个层次，“主体信用”“物的信用”“数据信用”，过渡为只需要后两者。
这一转变在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份通知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2025年2月，《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下称《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知》指出，鼓励商业银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更多采取直接服务方式触达供应链企业，提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质效，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利用供应链“数据信用”和“物的信用”，支持供应链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展信用贷款及基于订单、存货、仓单等动产和权利的质押融资业务。
一个月后，建行上海市分行推出上海市首个钢铁供应链场景下的绿色脱核下游供应链金融产品——“脱核链贷”e销通，首笔贷款正是发放给了李国东的北铭。
“脱核链贷”供应链金融模式，是建行在业内的首创——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核心企业不提供承诺性的付款责任，有效解决了供应链业务中核心企业兜底意愿这一制约因素。
问题是，建行为什么敢这么做？对于当年的钢贸信贷之殇，建行是否好了伤疤忘了疼？
为何敢贷
提到上海，提到钢铁，必然能想到这个供应链上最大的“链主”——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武”）。
2015年2月，中国宝武整合原有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优质资源，成立了钢铁生态服务平台——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欧冶云商”），北铭正是长期在此平台上拿货的钢铁批发企业之一。
经过十年的发展，欧冶云商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大宗商品数智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
建行对钢贸商“敢贷”，并且还敢“脱核”放贷，正是基于与欧冶云商的合作。
以北铭为例，假如它要从欧冶云商采购1000万元的钢材，签订交易合同后，由欧冶云商联系建行进行放款，钱直接支付给欧冶云商指定的钢厂，钢材放入欧冶云商自己管控的仓库。当北铭需要向下游的工厂销售100万元的钢材时，可以拿出100万元“还”给建行，建行收到钱后，通知欧冶云商的仓库进行放货。
“我们有一句话叫‘脱核不脱链’，”建行道出“敢贷”背后的逻辑，“虽然我们的产品不占用核心企业的授信额度，不用核心企业进行兜底，但是，其一，欧冶云商需要帮我们确认交易的合同是真实的，保证这笔钱一定是用在购买钢材上的；其二，欧冶云商需要承担货物监管的相应职责。在‘真实贸易’和‘看得住货’的前提下，我们对贸易商的放款就是比较安全的。”
如何保证“看得住货”？在欧冶云商合作的仓库中有三道“锁”：如果客户要进行提货，那么客户需要将提货代码告诉仓库。如果仓库看到代码已经处于抵押状态，则不会放货，这是第一道锁；第二道锁是在吊机吊取钢材时，也需要输入代码；第三道锁是在出仓库门时，需要扫描钢材上的号码。
“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在仓库。”欧冶云商方面表示，“我们优先选择的仓库是宝武自有仓库和欧冶云商自有仓库，还有一些国有钢厂仓库，部署了欧冶云商的云仓系统，这些也相对安全。”
如果说“守住仓库”解决的是“看得住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极端情景：货砸在银行手里——当市场上钢材价格下跌，钢贸商不再赎回仓库里的高价货怎么办？
建行的“脱核链贷”产品还设计了货物盯市机制——当货物贬值到一定程度时，会要求贷款方补充保证金，如果不补充，在货物贬值到银行信贷红线之前，银行会将其出售。
为何愿贷
与欧冶云商的合作，解决了“控住货”以及“确保贸易真实性”的问题，也就是有了“物的信用”和“数据信用”，解决了建行为什么敢贷的问题。
但是，为钢贸商“脱核”放贷，建行为什么要做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大行？为什么愿意做这样一个信贷产品？
时间回到建行给北铭放出第一笔贷款的前一年，目光转向上海北部的长江入海口——宝武上海基地所处的宝山区。
“十四五”期间，上海提出“南北转型”的战略要求，“北”指的就是宝山区，转型方向之一就是“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
在这一转型方向指引下，一系列化学反应开始发生。
2024年3月，上海发布《上海市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的行动方案》；2024年4月，上海首个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下称“绿链平台”）正式揭牌，平台交由欧冶云商建设和运营；同一时刻，上海市推进发起成立“CN100绿色低碳供应链链主联盟”，宝武集团正是联盟的倡议和发起单位之一；2024年8月，宝山区被纳入上海自贸试验区首批联动创新区，绿色低碳供应链正是其被赋予试点创新任务的领域之一。
一系列行动都包含一个共同的关键词——“绿色低碳供应链”；一系列行动发生化学反应的逻辑是：通过建设绿链平台，服务CN100链主联盟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培育一批碳核算、碳认证、碳金融专业服务机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衔接国际规则的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碳减排综合解决方案，从而推动国内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正是通过绿链平台出具的碳足迹报告，作为钢贸企业的北铭才能“破天荒”地从建行拿到“脱核”供应链贷款。
“企业本身可能没有去开具碳足迹报告的动力，因为开具碳足迹报告也是要花钱的。因此，我们其实是通过利率的优惠来覆盖企业额外要去认证碳足迹的成本，从而鼓励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企业去主动披露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建行上海市分行科技产业金融部副总经理沈魏魏表示。
有了碳足迹报告，企业能清晰地了解到自身的碳排放集中在哪些部分。同时，在设计这个信贷产品之初，建行就提出了“增绿即增贷，降碳即降息”的概念，由此，企业减排有了动力，也有了方向。
至此，再来回看建行对这个信贷产品的定语：绿色脱核供应链金融产品——有了与欧冶云商的合作，“脱核”才能放心大胆地落地；有了宝山区的转型战略、欧冶云商承建运营绿链平台，“脱核链贷”才能被赋予更深远的绿色之意。
绿色家底
在欧冶云商看来，建行的这一信贷产品创新带来的影响远超出金融领域。
迫在眉睫的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2025年是其最后一年过渡期，2026年就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将对出口到欧洲的部分工业产品按照碳差价征收关税。
CBAM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配套立法，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确保不管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外部的工厂，为生产时产生的每1吨二氧化碳所要付的钱都是一样的。
根据欧盟的计算方法，碳关税价格=（出口产品碳排放量-欧盟同类产品获得的免费碳排放额度）×（欧盟碳价-出口国碳价）。
以中国钢铁企业出口1吨钢材至欧盟为例，中国每吨钢的碳排放量约1.8吨，欧盟2026年的免费配额线是1吨钢可以产生1.3吨的碳排放，中国碳价为70元/吨（约合8.5欧元/吨），欧盟碳价为80欧元/吨，那么，中国钢铁企业就要为每吨钢材支付（1.8-1.3）×（80-8.5）=35.75欧元的“碳税”。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应对欧盟“碳税”的两个关键点：其一，尽量缩小与欧盟免费配额线的差距；其二，产品碳排放要算得准确，且欧盟要认可这个核算方法。
而这两点，正是建行通过让渡利息，激励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主动披露碳足迹报告能产生积极影响的领域。
1吨钢材的碳排放核算，包括铁矿石开采、冶炼、锻造等涵盖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建行通过“增绿即增贷，降碳即降息”推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一起减排，也就尽可能多地降低了生产1吨钢所产生的碳排放。
除此之外，纯钢铁出口到欧洲仅占中国总贸易额的5%，受欧盟“碳税”实施影响更严重的是钢铁制造的终端企业，比如出口欧盟的中国车企，因为要追溯原材料碳排放，这些企业面临更为困难的产品碳排放计算。
现在，在建行信贷产品的推动下，当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企业都有了披露碳排放数据的积极性，终端制造商的碳排放也将更易得。
碳足迹既要算得准，又要实现与欧盟的互认，是欧冶云商绿碳事业部总经理徐少兵带领团队正在解决的课题。
“我们最近在磨合欧盟的计算方法规则，就是在遵循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情况下，研究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计算方法。这还有一个过程，需要争取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如果我们不争取，把我们的产品完全用他们的规则去算，有可能碳的排放要高出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排放数据被算高的现象？
除了核算方法的差异，还有数据库的问题。徐少兵解释道，在计算碳排放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现场取到，因为没有哪家企业能全部安装完全自动化的仪表。
有些数据拿不到怎么办？
这时就需要从国际上认可度比较高的数据库中选取相应的因子来替代。但有时国外的数据库里是二三十年前的旧数据，我们工艺上的进步被低估，这样算出来的碳排放就会明显高于实际数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相关规则已明确，在国际通则下，各国可以采用自己的数据和核算方法计算产品的碳足迹。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上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
2024年6月，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推动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对接，加快发布更新本地化产品碳足迹因子并推动国际认可，促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就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评价和认证标准、机构和人员资质评定逐步实现互通互认。
国外数据库里中国数据老旧且不全，国内目前的数据库多为文献数据，缺乏企业实际生产数据。徐少兵和他带领的欧冶云商绿碳事业部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造一个国际认可度高的、基于真实生产数据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
“国内钢铁行业的碳数据披露已经走在很多行业之前了，但是我们统计的比较重要的五百多家国内钢厂中，我们做过报告覆盖的钢厂也就六七十家，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欧冶云商绿碳事业部绿链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王健表示，“按照这样的比例，我们如果想形成一个比较公允的碳足迹数据来评价这个行业，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在这样的现状下，再来看建行绿色脱核供应链信贷产品的创新，就有了更为开阔的视角——它不仅提供了信贷资金，还用“真金白银”激励供应链上的借款企业积极披露碳足迹数据，从而推动供应链整体绿色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碳足迹数据将帮助摸清行业绿色家底，为构建完善的钢铁行业碳评价体系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有了碳排放信息，对绿色金融而言无疑也是个好消息——金融机构可以设计更精准的产品，形成一系列的绿色金融产品定价机制。
建行上海市分行、欧冶云商与北铭的共同探索，相当于构建了一个钢铁供应链上的碳中和加速器：欧冶云商依托绿链平台，为产业链输出碳足迹报告；建行以碳数据为风控标尺，首创“碳表现—融资成本”弹性定价模型；北铭等中小企业则通过披露碳排放数据获取信贷红利，形成“降碳即降息”的价值闭环。
这场由国有大行、产业互联网巨头与中小微企业共同谱写的三重奏，不仅破解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核心企业依赖症”，更以“碳足迹”为密钥，打开了绿色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范式——当碳数据化身信用资产，一条“无核”却有力的绿色供应链正在重塑中国制造的低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