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差不多都把中国成功经验归结于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也就是说，集中国家之力，用政策补贴、土地供给和税收优惠进行导向，重点、优先发展有战略增长潜力的工业，在正向循环建立后逐步撤出补贴，转入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西方舆论里，中国补贴一直存在，从不撤出，一直是工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尽管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中国如何一直补贴一直致富，好像补贴的钱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西方在“用钱赚钱”捞得脑满肠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业化根基掏空了，社会根基也因此掏空，甚至出现安全焦虑，决心回头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依然有技术，更有资金，或许再工业化只是政府引导了全民“觉悟”的问题。但是十几年下来（美国再工业化是小布什闯祸、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提的，也是奥巴马1.0的主要口号），发现步履维艰。拜登时代索性抄中国的作业，接连推出相当于工业政策的法案，依然收效甚微。

特朗普更近一步，要用关税把制造业逼回美国，后面的故事不用多说，人们都看到了。故事还没有落幕，还在继续，但连特朗普都对关税的热情大不如前了。

欧盟的问题更大。欧盟可以制定统一的工业政策，但各国毕竟是主权国家，如何执行还是主权事宜，更何况有一些成员国并不觉得工业政策有多必要，在欧盟架构下增加转移支付和产业转移，就够他们吃喝了，他们的长期目标也就是缩小与发达成员的生活水平差距，赶超世界科技和经济高峰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但增加生产生活成本就绝对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

工业政策确实在中国起飞中发挥巨大作用，也确实在美国和欧盟起不到作用。现在看来，这还不是一时一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肯定会有人从意识形态、政府能力、为人民服务等方面解释，但最重要的差别或许还是起点和终点。

工业化是针对前工业化国家而言的，再工业化是针对后工业化国家而言的。

前工业化国家缺乏工业基础，也缺乏资金，但国家对资金控制的力度一般较大，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又必须对投资方向非常小心把控。最重要的是，白手起家，没有包袱，干什么都只有一心一意往前，要么登顶，要么坠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向前看、向前冲。

后工业化国家顾名思义，曾经工业化，现在工业化架构还在，还有工业化僵尸存在，只不过老经验不管用了，老骨头不能打了，但社保还得罩着，得养老。也就是说，在向前看、向前冲的同时，必须分出很多力气向后看，托住后面。问题就在这里。

而且还有既有赛道被人后来居上还是新赛道的问题。

在既有赛道上，先发优势被惰性（institutional latency）和应得感（entitlement）抵消。僵尸之所以是僵尸，是因为技术、管理、供应链、人力资源都不再适合需要。也因为竞争力缺失，已经连年亏损、产能下滑、人才流失。在再工业化的当口，首先需要把缺口补起来，最好把积累的亏损补起来。

在新赛道上，他们非但没有先发优势，还有一大堆既有赛道积攒下来的老习惯，很多已经不合时宜了。

还有一个问题：工业政策还可以是主动或者被动的。

中国的工业政策实际上前一半是主动的，后一半被动的更多。

在追赶时代，目标众多，挑几个重要的、影响大的，先干起来，由此拉动。这本来就是工业政策的初衷。中国也是这么做的，钢铁、水泥、汽车、高铁、移动通信、家电，都是在工业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

但是，干着干着，西方开始从威胁到实操下绊子。中国为了突破羁绊，开始针对性地推动新一轮工业政策，芯片、新能源、轨道经济、民航发动机都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但西方的先发优势反而剥夺了动力，文化傲慢又导致低估中国的实力和发展速度，直到惊觉落后了。

但对先发者，再度出发最好从舒适区开始。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在同一起跑线出发。但世界并不“对他们来说”。当先发者变为追赶者的时候，追赶者就是追赶者，追赶者需要双倍的艰辛，需要首先赶上差距，然后才能并肩奔跑，并不因为身份差别而有特殊对待。

西方现在的竞争者是中国，中国人从鸦片战争积累到现在的饥饿感和急迫感终于有机会爆发，内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并不需要饥饿和急迫的时候依然高度饥饿和急迫的结果。这使得西方追赶中国格外吃力：中国已经在太多方面领先，跑得还更快，好像背后有催命鬼在追着一样。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工业化可以比作征地开发，再工业化就好比拆迁重建，而且拆迁户还事多，两者的难度差别可想而知。

从西方的“小政府”理念出发，工业政策也有问题。

工业政策在本质上就是偏向性的扶持，但“小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在商业行为中保持中立，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当然，这只是理论。问题是，对于军工那样的特殊行业，政府的工业政策商界还能接受，但对于一般性的民用工业，扶持什么、放弃什么就容易引起争议，既有赛道上问题更大。这正是现在欧美汽车、光伏、风电等行业的问题，对欧美来说，沉没成本太高，壮士也不敢断腕。

中国或许有一天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但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