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前,有司总是在各种媒介上宣扬考场的纪律要求;监考老师也要拿金属探测仪检查每个考生,考生身上不能有任何电子设备。
这个场景,换一个朝代,换一套语言,其实和一千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古代科举考场上,统治者为了防作弊,把能想到的手段几乎全用上了;而士子们为了考中,把能作弊的方式也几乎全试遍了。这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持续了将近一千四百年,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真正的赢家。
但这件事的意义,远不只是一段有趣的历史花絮。
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张试卷承载的东西太重——重到足以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那么围绕这张试卷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是人类欲望与制度理性之间最真实的较量。
一、他们把作弊玩出了艺术
如果你去过南京的江南贡院,或者见过其它博物馆里保存的清代科举文物,你很可能见过一件东西:一件麻布坎肩,高约五十公分,表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一个字大约只有芝麻粒大小。这是清末一位士子的"夹带"——专门穿在外衣里面,进考场用来偷看的作弊衣。
清代麻布坎肩夹带衣(网络图源)
这件东西,制作它的人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件坎肩上抄录的内容据估算超过三万字,涵盖四书五经的大量原文及注疏。考虑到这些字是用肉眼在麻布上写就,工程量之浩大,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这位无名士子的心思,代表了几千年科举考场上一类人的选择:用作弊规避那道命运的门槛。而且,他们的作弊手段,确实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精密"。
从史料来看,夹带是古代科场最流行的作弊方式,所谓"怀挟"或"挟藏",是把相关书籍或抄录的文字藏在衣物、食物甚至身体的各个部位带进考场。 为了对付夹带,历朝历代的搜检制度愈演愈烈,到宋代已经发展成为入场前的全身搜查,"搜检怀挟,凡文字皆不得携入",就连食物、砚台都要逐一检查。
而士子们的应对之策,则是不断缩小携带物品的体积。馆藏文物中有一类清代"袖珍夹带书",字体之微小,不借助放大镜几乎无法阅读,整套四书五经被压缩在一本只有手掌大小的册子里。有学者估算,这类袖珍书的制作本身就需要极高的书写技艺,成本不菲,是当时的"作弊产业"的代表性产品。
清袖珍纸夹带(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当然,夹带只是冰山一角。更高级的作弊手段,叫做"枪替",就是花钱雇人代替自己进考场答卷。这种方式的风险更大,但因为制度允许糊名(把考生姓名封住),只要搜检时能蒙混过关,阅卷环节便很难识破。《清稗类钞》中有大量关于枪替的记载,雇枪手参考在晚清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贿赂考官,则是所有作弊手段里风险最高、回报也最高的一种。这条路子对普通寒门子弟几乎无从企及,因为贿赂有价码,不是有钱就行,还得有人脉、有门路。但一旦成功,便是一步登天。
二、制度设计得多精密,人心就有多挣扎
面对这些花样百出的作弊手段,统治者显然没有坐以待毙。
从唐代科举正式成形以来,防作弊的制度设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体系。
第一道关卡,是搜检。 考生入场前要脱鞋、去帽,解开衣物,连耳朵、鼻孔都不例外,携带的食物要掰开检查,砚台要取出单独验看,毛笔要拔出笔帽,就连蜡烛有时也要劈开。这套程序的细致程度,在今天的高考安检面前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道关卡,是隔绝。进了考场,每名士子被分配一个单独的号舍,三面砖墙,白天用来坐着答题,晚上用同一块木板架成床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号舍的走廊里,有腰佩刀剑的士兵守卫,整个贡院在考试期间形同一座临时监狱,内外消息完全断绝。
贡院号舍(网络图源)
第三道关卡,是弥封与誊录。试卷收上来之后,先由弥封官把考生姓名的那一页折起来封住,再由专门的誊录官用统一的朱笔将试卷重新抄写一遍,考官看到的永远是抄录版,绝对看不到考生的原始字迹和姓名。 《明史·选举志》记载,此法的设计初衷就在于让考官"不知为何人之文",彻底斩断"认字迹"这条走后门的路子。
第四道关卡,是锁院。所有主持考试的考官,在开考之前就被关进贡院,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能出入,不能传递书信,不能接待来访。这一封闭期往往长达一个多月,比考生的时间还要长。其目的是切断考官与外部势力之间的信息往来,防止考题泄露。
这套制度,放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堪称无懈可击。
《宋史》中曾有专门对弥封誊录制度的记载,欧阳修等人对这一机制评价甚高,认为它真正实现了"取士唯才"的理想。北宋一朝,正是凭借这套相对严密的考试体系,诞生了一大批真正出身寒微却凭实力走上历史舞台的人物——范仲淹、欧阳修、包拯,他们的出现,是科举制度在公平层面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然而,制度设计得越精密,也意味着绕过它的代价越高、动机越强。
三、三场大案,照出一个时代的溃败
在中国科举史上,有几场案子,已经不只是考试舞弊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王朝统治秩序在某一时刻的集中溃决。
先说明代的唐伯虎案。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九岁的唐寅(字伯虎)以南直隶乡试第一名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意气风发,志在必得。然而这一年,他的同行者、江阴举子徐经,在京城与主考官程敏政有所往来,事后被人告发"行贿鬻题"。科道御史随即弹劾程敏政,唐伯虎以"与徐经相善"被一并牵连。
《明孝宗实录》完整地记录了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程敏政是孝宗皇帝的老师,孝宗出于维护师长的目的插手了调查,最终此案以程敏政被迫致仕、唐伯虎被剥夺会试资格、永不录用告终。
唐伯虎到底有没有作弊?史料至今存疑,很多学者倾向于他是冤案中的无辜牵连者。但这恰恰是最残忍的地方——科举考场不只是考实力的地方,它同样是政治斗争的战场。当权力介入那张试卷,冤与不冤,有时并不重要。
再看雍正年间的俞鸿图案。
如果说唐伯虎案是政治力量从外部击穿了考场,那俞鸿图案则是腐败从制度内部悄然渗透,令人不寒而栗。
俞鸿图是清代河南学政,学政一职由皇帝从进士出身的官员中简派,主管一省教育考试,地位与巡抚相当,是整个科举链条上举足轻重的节点。这个位置,本应是制度的守护者。然而俞鸿图在任期间,涉入受贿与泄题丑闻,案发后经刑部确认,罪名成立,雍正帝震怒,最终对其处以极刑。
这个案子最让人震动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耸人听闻,恰恰在于它的"平淡"。一个出身正途、位居要职的官员,在那套弥封、锁院、搜检层层设防的制度之内,仍然让舞弊得以发生。制度的缝隙,从来不只存在于技术层面,它更存在于人心之中。雍正以严刑峻法回应,是清朝历史上对科场舞弊最强硬的表态之一,但这一表态能否真正弥合制度的裂缝,答案并不乐观。
最后说咸丰年间的戊午科场案。
如果说俞鸿图案还只是一个官员的个人道德溃败,那戊午科场案呈现的就是整个官场已然腐烂的系统性困局。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放榜,旗人平龄高中第七名。平龄是什么人?是个以唱曲为生的戏子。清代律法明文规定,优伶不得参加科举,这个结果顿时在京城掀起轩然大波。随着案情深入,更大的黑幕被揭开:主考官柏葰是内阁大学士,他的家奴靳祥收受了考生罗鸿禩的贿赂,私下调换了试卷。这一切,都在那套看似铜墙铁壁的制度框架之内完成。
咸丰帝震怒,命怡亲王载垣彻查,涉案官员多达九十一人,主考官柏葰被判斩立决,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大学士级官员。
然而,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晚清科场的风气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把这三个案子并排来看,逻辑清晰得让人心寒。唐伯虎案告诉我们,权力足以从外部摧毁一张试卷的公正性;俞鸿图案告诉我们,腐败可以从制度最隐秘的角落悄然渗入;而戊午科场案告诉我们,当腐败已经成为整个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杀一个柏葰,不过是割掉了一根烂掉的藤蔓,而那片让藤蔓腐烂的土壤,依旧完好地存在着。
四、规则崩溃之后,这场游戏还有意义吗?
制度崩了,但那张试卷还在。这是一件让人细思极恐的事。
1901年,科举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改制,西学内容被纳入考试范围,八股文正式被废除。然而,连这场迟到的改革,也闹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大批苦读四书五经几十年的士子,突然要去考物理、化学和各国政治,一时间考场里笑料百出,真有士子把拿破仑理解成"拿着破轮子的人",有人在翻阅西方报道后得出结论"外国没有印字机器,实不如中国文明"。
这些笑话的背后,是一代读书人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裂缝里无所适从的真实处境。他们的一生,都押注在那套已经失效的规则上,而当规则突然变了,他们所有的积累瞬间归零。
这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科举制度到底在筛选什么?
有一种深层的批评始终存在,那就是:科举并不真正在选拔人才,它更多是在筛选"对规则有极强适应能力的人"。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策论有固定的立场,书法有固定的标准,就连排卦起名都有讲究。凡是能在这套规则里游刃有余的人,未必是最有创造力和治国能力的,但一定是最能理解并服从规则的。
这是科举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发挥稳定社会秩序功能的秘密所在——它培养和筛选的,是一代代愿意在同一套规范框架内竞争的人。而当这个框架本身开始腐烂,这种筛选机制也就随之失效了。
1905年,科举废除。但"一张试卷定命运"的执念,并没有随之消散。
文史君说
这场围绕考卷展开的千年"军备竞赛",表面上看是一部作弊与反作弊的技术史,但它真正呈现的,是中国人在那扇命运之门前的复杂人性:有人在规则内拼尽全力,有人在规则外另辟蹊径,有人被规则毁了一生,有人借规则改写了命运。
制度可以精密,但无法穷尽人心。弥封可以糊住名字,但糊不住背后的权力关系。锁院可以关住考官,但关不住整个官场已然溃败的生态。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社会对考试公平的追求,最终取决于的不是制度有多严密,而是这个社会本身是否真的相信公平是可能的,并且愿意为之付出真实的代价。
清代戊午科场案,柏葰被杀,九十一名官员受罚,但风气依旧。1977年,高考恢复,570万人走进考场,那一年几乎没有听说有人作弊——不是因为那年的防作弊技术有多先进,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太渴望那扇门是真实的了。
渴望本身,就是最好的防作弊机制。
参考文献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李国荣:《清朝最大的科场夹带作弊案》,《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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