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预言“城进村衰”, 中国乡村凭什么逆势翻盘？这三股力量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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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建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导读】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解民生治学问的大舞台。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公共财政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开始寻找乡村要素和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实现方式，以乡村CEO为代表的新模式正促进农村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发展，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本文作者指出，社会、国家与市场条件的共同支持青年扎根土地、振兴乡村；青年入乡不仅是超越“城进村衰”的有力证明，更为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农村经验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盘活资源、凝聚合力提供指引，还能为发达国家保持乡村活力、重塑城乡关系提供参照。而如何将中国的发展知识向全球扩散，正是当代青年面临的新课题。可以说，中国青年“到农村去”使命重大、意义非凡。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三源汇流：青年如何振兴乡村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全面振兴衔接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正在探索有别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城进村衰”铁律的中国道路。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三条“源流”于当代交汇，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成色。第一条是制度变革之源，从土地革命到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制度变革重塑农村生产关系、权力结构与发展条件。第二条是社会乡建之源，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乡建行动，知识分子、青年志愿者与社会组织持续进入乡村，守护着理想主义的火种，提出乡村主体性的命题。第三条是市场机制之源，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企业、平台化组织、带头人和乡村CEO等新主体，把专业运营、数字技术与现代市场带入乡村，推动资源、资产与产业重新连接。

　　“三源汇流”之处，正是思考今日青年与乡村关系的新起点。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农民不再单纯以农为生，开始在多元业态中安身立命；乡村居民也不再终老一方，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日益频繁。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由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1]进入“城乡中国”[2]，迈过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口。2021年，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消除绝对贫困，标志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

　　长期以来，振兴乡村被视作对城市化进程中单向虹吸效应的“补偿”。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已初步具备反哺能力，城乡关系也逐渐转向要素的双向流动，为探索城乡融合的新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青年是这一转型阶段的生力军。2025年，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其中35岁以下创业者占一半以上；浙江省累计培养的10万余名“农创客”中，“90后”“00后”占比超过六成。以腾讯SSV为代表的头部企业，通过“乡村CEO”等社会价值项目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支持青年回乡创业，形成“政策引导、企业赋能、青年实践”的多层次联动机制。

　　百年乡建，一波三折。[3]1919年，李大钊发出“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推动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结合，将青年置于中国乡村变革的历史现场。从20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治动员，到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市场流动，再到今天的“乡村CEO”，中国青年的家国使命，始终与乡村紧密相连。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变革大体形成两条继替的源流。一条是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试验，试图以平民教育、地方自治和文化重建唤醒等社会试验改良乡村；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通过土地制度变革，把农民从被启蒙、被救济的对象转变为社会变革的主体。改良派留下了“怎样建设乡村”的方法探索，革命派则回答了“依靠谁、为了谁建设乡村”的根本问题。双流继替说明，社会改良若缺少制度基础难以扎根，制度变革若不能转化为乡村社会的组织能力，也难以自动产生持久的发展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与乡村的关系又随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发生变化。国家动员的力量，推动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力量，又将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和工业部门。不过，“上山下乡”虽推动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却缺少足以长期承载他们的产业和职业；“农民进城”虽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却也使农村各类要素加速向城市集中，引致“城进村衰”。长期来看，青年要么作为政治动员对象进入乡村，要么作为外流劳动力离开乡村，难以真正成为在乡村中拥有职业发展空间的主体。

　　21世纪的转折在于，乡村建设不再只有制度变革与社会改良两条源流，而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公共财政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出现了农村市场化这一新的源流。社会乡建重新提出组织农民和城乡互助，国家通过脱贫攻坚把组织、财政和人才系统性导入乡村，市场主体开始寻找乡村要素和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实现方式。过去彼此继替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村庄、同一个项目和同一批青年身上。

　　由“双流继替”转向“三源汇流”，构成了理解当代青年入乡的历史前提，青年与乡村的关系也进入了全新阶段。如今的入乡青年，已不再是单向付出的牺牲者或被动流动的谋生者，而是带着专业素养、治理意识与市场能力走向田野的建设者——他们中既有早期城乡流动后重返故土的返乡青年，也有先前并无乡村生活成长经历、被乡村振兴吸纳的城市青年。随着城市人口超越农村，乡村日益从“流出地”转为“吸纳地”，乡村建设从“洄游”转向“开放”，青年与乡村的联结方式正被重新定义。

　　▍三源何以汇流润泽乡村：当代青年与乡村转型的结构性力量

　　当制度之源与社会之源在当代汇聚，市场机制之源以新的形态进入了乡村建设场域。21世纪初以来，社会力量的理想主义驱动、政府力量的制度性嵌入、市场力量的专业化运营，不再相互替代、彼此竞争，转而在不同层面以不同逻辑，共同塑造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形态，最终形成了一种从“情怀先行”到“制度兜底”再到“机制创新”的“三源汇流”格局，构成了当代青年入乡与城乡转型的核心要件。

　　（一）社会之源：理想主义的先行探路

　　21世纪初，“三农”问题重新进入公共视野。2000年，李昌平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揭示了当时农村面临的发展困境。[4]随后，以温铁军团队、大学生“休学支农”以及一批高校教师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当代乡建力量进入乡村。不同于短期公益，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与主流城市化、资本化路径不同的实践方法：通过调查研究理解农民真实需求，通过文艺活动和组建合作社把分散农户重新组织起来、恢复村社的集体行动能力，再以城乡互助消费、生态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等形式，有机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并在其中不断积累村社主体性思辨和再组织化经验。

　　2003年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当代乡村建设的早期试验。他们既面向农民开展合作组织、乡村治理和实用技能培训，也接纳来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跳出“送文化下乡”的惯性，要求青年首先学习如何融入村庄：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参与式调查，组织文艺队和妇女、老年人活动，在日常交往中发现村庄内部的信任结构和能人资源；在此基础上，再尝试成立合作组织、开展统一购销或建立城乡互助网络。同期发起的兰考乡建试验中，何慧丽等人通过“教授卖大米”、农民合作、对接城市消费者等实践形态，探索如何重建村庄内部组织基础、连接农村与外部市场。[5]

　　温铁军等团队的早期系列乡村建设试验的意义，不只在于个别项目的成败，更在于它探索出的一整套乡村工作方法，并动员了一代青年重新与乡村产生联结。对乡村建设青年志愿者而言，支农经历是一次离开象牙塔的“去浪漫化”训练：他们必须面对村民参与不足、村社集体行动能力衰弱、产品销售不稳定、项目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复杂的真实生活场景，充分培养了青年志愿者在村民、政府部门、市场环境间灵活切换的沟通能力，为后来的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乡村社会企业等实践尝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储备基础。

　　当然，当代乡建试验也受自身行动条件和功能定位的制约。仅凭志愿投入、个人号召力和小规模社会动员，虽然能够深入村庄内部，激发村民参与，重建社会联结，但对于当时乡村亟须的基础设施和大规模公共服务供给等资金密集、周期较长且需要跨部门协调的任务，单靠社会力量通常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合作社的建立只是农民组织化的第一步。在缺少稳定制度支持、专业经营人才和持续市场连接的情况下，即使有完备的组织设计设想，实际经营能力却往往跟不上。

　　不过，若仅以项目规模、存续时间或短期经济收益衡量其成效，就会忽略了当代乡建的时代价值。当代乡建的重要贡献，正在于重新将乡村主体性、农民组织化以及发展成果由谁创造、由谁分享等问题带回公共议程，并在实践中积累了组织农民、培育青年和连接城乡的经验，为此后国家力量的制度化介入和市场力量的专业化运营提供了思想启发、实践基础与价值尺度。

　　（二）制度之源：国家力量的系统性返场

　　改革开放后，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国家逐步退出对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的直接组织，乡村发展更多转由农户、村集体与市场承担。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上升为重要战略议题，国家又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支农政策和组织下沉重新“返场”。脱贫攻坚时期，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普遍派驻，标志着国家力量由资源反哺进一步转向治理体系的深度嵌入。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化的兜底保障，按照“先定村、再定人，因村派人、科学组队”的原则派驻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村。第一书记通常兼任工作队长，与村“两委”共同工作，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制定村级发展方案、协调项目资金、推动产业就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任务展开行动。同时，干部驻村有明确任期、考核评价和派出单位资源支持，形成一条由中央部署、地方落实、单位包联和村庄承接构成的组织链条。国家力量实现了资源渠道和责任体系在村级场域的对接，有效供给了社会力量难以触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级政策通过驻村干部打通实施乡村建设项目“最后一公里”问题，村庄需求也通过驻村干部走出“最初一公里”，进入部门协调和政策反馈流程。[6]

　　从资源下乡到组织体系下沉的转变，也重塑了青年入乡的方式。体制内青年在较长的驻村周期内承担着可考核的公共责任，他们需要学会开群众会、走访农户、处理邻里矛盾。乡村由此成为青年干部直达基层、直面群众关系的实践课堂。此外，国家力量的深度嵌入，也提出了新的重要问题：在取得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如何继续为乡村内生的组织能力和市场活力保留可持续的生长空间？如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程中，盘活乡村的沉淀资产，实现从行政资源大量投入的“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机制转换？国家力量能够搭建平台、完善制度、提供保障，但更为理想的状态，是在制度嵌入的同时培育乡村自主决策和自主运营的能力，使国家意志与农民意愿同频共振。

　　（三）市场之源：从资本下乡到专业运营

　　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市场力量成为第三条更加清晰的源流。此前的“资本下乡”热潮，往往只是单纯将项目与设备搬进农村，并不着力培养村庄自身的发展能力，土地外包、资源开发的利润也难以留存转化。当下的市场之源，走出了更具建设性意义的道路：将现代经营要素引入乡村，秉持“经营村庄”的理念，使沉睡的生态、文化和集体资产形成稳定收益，并通过组织安排与农民分享。

　　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超过20万家民营企业惠及超过15万个村庄，逐步从捐款捐物，转向产业投资、订单农业、就业吸纳、技术服务和消费帮扶。与传统“企业包村”相比，这种方式更强调企业与乡村之间可持续的交易和利益联系。但企业逻辑与乡村逻辑并不天然一致：企业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较快回报，村庄则具有产权关系复杂、决策成本较高和公共目标多元等特征。因此，如果缺少集体组织、规则约束和中介人才，市场主体要么因交易成本过高而退出，要么以强势资本改造村庄，使农民再次成为旁观者。

　　乡村CEO的出现，成为解决可持续经营问题的关键。与只经营某一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职业经理人不同，乡村CEO往往以村庄或片区整体为经营单元，需要统筹集体闲置资产、公共空间和产业项目，对接政府政策、企业渠道和城市消费者，并在村集体、村民与投资者之间设计收益分配机制。2025年，人社部将“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式纳入国家法定职业目录，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培训、职业技能认定体系，为青年乡村CEO赋予了明确的职业身份、绩效评价指标和成长路径。市场机制由此为“青年为什么能够留在乡村”提供了情怀与责任之外的经济解释。

　　云南河边村的实践较为集中地呈现了这一转变。李小云团队进入河边村后，并未直接引入一个外来企业包办开发，而是利用脱贫攻坚的政策和地方政府投入改善住房、道路等基础条件，再根据瑶族村寨的生态文化资源设计“瑶族妈妈的客房”等新业态。2018年前后，村庄组建雨林瑶家合作社，组织村民提供客房资源，并选拔村中青年分别承担CEO、财务、技术管理工作等核心运营工作。外部团队负责理念设计、培训和市场连接，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持，合作社承接村民资产与利益，青年经营者负责日常运营[7]——在国家投入、社会创新的基础上，市场力量成为内嵌在村庄组织中的第三股力量。

　　▍“三源汇流”：乡村振兴的中国经验

　　从历史维度看，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的最终融合，经历了问题提出、制度吸纳、机制激活的完整过程。21世纪以来，社会乡建力量率先以理想主义动员青年进入乡村，通过合作社、志愿服务和城乡互助网络，重新提出乡村主体性、农民再组织化等公共议程，并积累了城市支持农业、培育乡建青年的实践经验。随着“三农”问题进入国家战略议程，这些早期探索所揭示的问题逐步被政策体系吸纳，国家通过公共财政、项目投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等方式重新强化了在乡村的制度性在场，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公共资源和行动平台。社会力量由此不再只是体制外的局部试验，而开始与国家治理体系形成连接。

　　在国家搭建制度平台、改善基础条件之后，市场力量进一步进入乡村，将政策资源、集体资产和地方特色转化为可持续经营的产业与服务。企业、职业经理人和乡村CEO通过资源整合、品牌塑造、渠道建设和专业运营，弥补了社会乡建经营能力不足、政府项目持续性有限的短板。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参与乡建的青年及社会组织，既理解政策规则和市场逻辑，也熟悉村庄关系与农民诉求，往往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村庄的桥梁。社会与国家力量的在场，有效防止了市场逐利、无序扩张，保障了村民的主体性与利益共享。汇流的实质，是在三股力量内生的张力之间不断调试、反复磨合，最终形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乡村振兴机制。

　　从“双流继替”走向“三源汇流”，百年乡建发展史，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城乡关系，也为全球农业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将中国的乡村振兴历程置于全球视野之中，既能通过文明互鉴探索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也可为全球发展治理，尤其是“全球南方”的乡村现代化贡献可参照的问题意识。

　　东亚经验提供了重要参照，也显示出不同路径的分野。韩国新村运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导向，政府提供水泥等基础物资，要求村民自行决定使用方式并参与劳动。[8]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激活了农民的主体性，但市场机制的缺位，使其在产业升级阶段后劲不足。类似地，日本造町计划从“一村一品”到“地方创生”，高度重视乡村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农协体系在组织农民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9]这一路径更侧重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但由于国家力量相对退后，乡村的衰退也难以逆转。

　　日韩经验都说明，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只靠单一力量推动。相比之下，中国乡村振兴经验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坚守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根本底线，使三重力量深度嵌入乡村组织内部，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

　　对“全球南方”而言，中国经验或许无法提供能够直接参考的答案。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社会组织碎片化，简单移植中国模式并不现实。不过，直面现代化困境的问题意识，却是能够共享的。第一，中国通过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的经验，为摆脱小农困境，提供了不同于土地私有化的再组织化路径。第二，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的工作方法，在我国的精准减贫中得到了验证，也已被联合国向全球推广。第三，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的成功充分证明，跨越式赋能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能有效帮助农民直接对接现代市场。

　　通过“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三源汇流的中国经验，有机会进一步向外传播。中非科技小院、南南合作减贫项目等平台，也为当代青年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提供了机遇。如何利用国际视野与数字素养，将中国经验转译为适用于全球南方语境的发展知识，是当代青年面临的新课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盘活农村资产、凝聚多方合力，有助于他们将中国的减贫经验应用于本国的发展实践。相应地，中国农业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快速城镇化中保持乡村活力，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城乡关系，亦可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到农村去”的历史脉络与当代选择，他们与乡村关系的深刻转变，能够跨越文化隔阂、引发普遍共鸣——青年入乡的故事本身，就是人类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有力证明。

　　▍三源汇流，汇向何处？

　　西方现代化理论长期将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核心表征，形成了一套“城市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在这一叙事范式中，“乡村”或被视作不再适应时代、必须加以改造的传统遗存，或沦为供城市中产消费的田园景观。然而，中国正在寻找不同的发展范式：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同时，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三源汇流”的探索充分证明，中国完全可以在工业文明后期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工农互促的现代化新路，使乡村成为城市的有机纵深。

　　农业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始终具有独特价值与战略地位。乡村并不是城市的附庸或累赘，城市也不是乡村必然的演化方向；相反，中国乡村承载着特殊的生态、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在这一前提下，国家、社会、市场力量向乡村集中，延续我国的制度传统，紧密结合当下的现实条件，最终形成了相互矫正、彼此赋能的协同结构。当然，这套机制本身还远未成熟：市场逻辑如何可持续地嵌入村庄传统社会肌理，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如何重建基层集体意识，市场经营的效率与普惠共享的价值如何平衡，都是实践中有待破解的问题。

　　这些真实存在的张力，是中国乡村振兴亟待探索的方向，也是当代返乡青年需要直面的新问题。20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点燃过乡村社会改良的理想火种，却未能改变旧中国乡村的制度根基。[10]新中国成立后，一代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把个人命运交付给国家工业化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后，亿万农村青年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用流动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制造”和“大国大城”。今日之青年，带着现代治理体系和市场化运营能力而来，扎根于制度而不仅仅是情怀。从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到万千乡村建设者返乡，乡建规模与形式的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工农城乡关系、青年命运与文明形态的重新理解。

　　制度为根，社会为脉，市场为血。三源汇流之处，乡村振兴的深处有中国青年的前途，青年选择的前沿有中国道路的未来。当一代青年不再只能以离开乡村证明成功，而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创造事业并承担公共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才真正拥有不同于“城进村衰”的新时代城乡文明图景。在这条路上，每一代青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命题：中国向何处去？而今日之答案，正在广袤乡土的生机勃发里，在一群青年扎根田野的足迹中，悄然书写。

　　编辑 | 王尧池标题 | 渡波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 本文为“环球文明之友”系列研讨及活动项目和“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计划”（项目编号：GZC20251603）的阶段性成果。

　　[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载《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3] 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4]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5] 何慧丽：《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兰考》，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6] 罗建章、李仲宇、汪庆浩等：《基层首创试验如何打通政策变迁的“最初一公里”？》，载《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1期。

　　[7] 李小云：《为什么要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载《农村工作通讯》2022年第3期。

　　[8] 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韩］郑靖吉、魏蔚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9] 酒井富夫等：《日本农村再生：经验与治理》，李雯雯、殷国梁、高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