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邓煜斩获菲尔兹奖，这一历史性突破在引发网民欣喜的同时，也在舆论场中激起了一场关于“他们到底是谁培养的”激烈争论。有人因二人主要研究成果在海外取得，就断言中国高校“埋没人才”；也有人坚持认为，他们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中国基础教育与本科培养的扎实根基。这场争议，进而引发了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教育孰优孰劣的深层探讨。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左）、王虹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合影。（图源：新华社）

　　实际上，关于中国与西方教育的比较已经持续多年，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成功。OECD（经合组织）曾对中学教育水平进行调查，中国并非每次都参加，但在已参加的测评中，成绩总体名列前茅。此外，在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一系列国际竞赛中，中国队基本都遥遥领先，尤其是数学竞赛，中国队参赛时经常拿第一。

　　在高等教育方面，笔者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也很成功。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的知识面广且扎实。中国的学分要求远超美国，虽然现在因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正在适当减少，但即便减少后，学分仍比美国多。

　　问题可能出在研究生教育上：总体来看，中国的师资力量稍弱，资源资金条件不足，学生视野也相对受限；同时，当前研究生教育在转型过程中，部分环节存在对西方模式的生硬套用与本土实践脱节的问题，同时叠加了规模扩张、评价体系异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学生压力的剧增。例如，博士生被要求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而美国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这导致学生焦头烂额。如今，博士生延毕、无法按时毕业的比例非常高。我们既没有西方那样的师资和资源条件，又生硬照搬了西方的评价体系，再叠加一些其他因素，结果短板没补上，压力反而更大了，让博士教育在“追赶”中越走越难。

　　（图源：视觉中国）

　　另外，当前青年教师压力特别大：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其他工作，比如担任班主任、申报课题。没有省部级课题，就评不了职称。在一些研究型大学，还需要撰写内参报告。坦白讲，中国青年教师面临的压力比国外同行大得多——既要发论文，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正如前面所说，中国本科生的课时比美国多得多，教师自然要承担更多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其他工作。

　　（图源：新华社）

　　而菲尔兹奖获得者王虹、邓煜等学者，可以把其他事情放一边，专门研究数学界存在了上百年的课题。王虹研究这个课题长达14年，期间几乎没有发表论文；若按中国的“非升即走”制度（其考核周期通常为6年），她早就被淘汰了。而国外现在确实能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只要学术委员会认可其研究价值，就会给予相应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至少有一部分大学应当学习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滥竽充数，而是在选人和选题上严格把关：选题必须是国际学术共同体公认有价值的重大问题，人选必须认真踏实、不能敷衍了事；但一旦做出决定，就要给予研究者一定的自由空间。“非升即走”制度虽源于美国终身教职体系，但其在中国的实践中，往往因过度强调量化考核与短期产出，而偏离了该制度原本兼顾学术自由、职业保障与人才筛选的初衷。笔者认为这种偏离值得反思。